各位来宾大家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向大家学习。
1.关于和富基金会与和富研究中心的简介：
我是李富春和蔡畅的外孙，原来在天津泰达开发区工作。退休以后我有时间整理和学习前辈的历史，饶有兴趣，我自喻为研究党史的“漂友”。我们在原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的支持下（今天因出国未来参会），于2014年成立“天津和富文化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和富基金会，见简介小册子）。和富基金会又资助成立了“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和富中心），龚克是主任，我是副主任。主要研究、宣传以“和富家族”为主的中共党史人物的历史。我们家族中的蔡和森、向警予已经有湖南湘潭大学多年的研究成果，因此和富中心主要研究李富春和蔡畅历史。此外和富基金会还做了许多慈善项目。
2.李富春历史研究的一些情况及现状：
2.1 关于李富春历史研究的成绩：
我认为李富春的历史研究，首推由党中央批准的，房维中、金冲及主编的《李富春传》，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发改委的许多专家学者都参与了这项工作。这本书是二十年前，2001年出版发行的。房维中是老国家计委领导，了解情况，又有感情。书写的很好，很实事求是，史料丰富、真实、客观，对李富春的工作经历和思路历程做出准确的阐述，对其历史功绩做出正确的评价。而且这也是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评价和总结计划经济经验教训的很好的一本书。2020年为纪念李富春诞辰12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又再版这本书，今天送给大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对李富春的研究还没有编写出《李富春文集》、《李富春年谱》，就先编写出版《李富春传》，有点“倒炝锅”。所以2015年和富中心就开始组织编写《李富春文集》、《李富春年谱》、《蔡畅文集》、《蔡畅年谱》，我们简称 “四本书”，实际是四套共九本书。由南开大学二十几位学者参与，用了五六年时间，共编写出260多万字，于去年在建党100周年之际编印出来。今天也送给大家李富春的《文集》和《年谱》各一套。
和富中心走了一条非官方、专业化的研究道路。特别是通过公开出版物收集资料信息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例如李富春向毛主席反映河南饿死人的问题，原来《李富春传》中没有提到，是我从《毛泽东年谱》中查出来的。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极大”，这句话是从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引述的。我翻阅了《毛泽东年谱》的记录，此前毛主席只得到一些地方粮食紧张的信息，而不知道饿死这么多人。再以前毛主席甚至得到的是一些相反的信息。我认为这件事对研究李富春的历史很有意义。现在很多领导人的“文集”和“年谱”都正式公开发行了，这些都是研究党史的宝藏，让我们的研究可以“走捷径”。
习主席号召学党史以来，学习党史的形势和氛围大大好转。我们组织了一些中青年学者参与研究，这些课题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形成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南开大学纪亚光和赵美玲老师带出来的博士生，他们的博士论文都有以研究李富春与新中国计划经济为主题的。
2.2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我总的感觉对李富春历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多年来全国各地研究李富春历史也有一些学者和著述，但比较分散，著述的分量也显不足。一会儿南开大学纪亚光老师会专门介绍，以他说的为准。
因为新中国计划经济那段历史和政治生活很复杂，李富春是计划经济的领导人，他的很多工作，都是在纠正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因此可能有一些禁忌，给研究工作带来困难。例如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出现错误，国家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党中央领导下，李富春提出并通过“八字方针”进行经济调整，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是李富春在这个期间工作的最大的贡献和亮点。但这些事可能也不好宣传。为此我两年前在李富春诞辰120周年时，写了《李富春与大跃进》一文，今天也送给大家请参阅指正。另一方面，近年来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研究和档案管理更加严格了，我们几次向上级申请都未置可否，至今未能到中央档案馆查档。这是我们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编写“四本书”的最大遗憾。现在这“四本书”是内部印发，还没有正式出版发行，所以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可能是李富春去世得早，没赶上好时候，后来人不太了解，所以研究比较薄弱，宣传的也不够。相应我感觉对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研究也比较薄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学者学历史的不懂经济，学经济的不熟悉历史，这两个学科都精通的复合型人才比较少，所以也影响对李富春和计划经济史的研究。
3.研究的前景和展望：
如果研究李富春的历史和新中国计划经济史都是比较薄弱的领域，就正好可以为学界提供更多学术发展的机会与空间，反而是件好事。现在有《李富春传》的基础，又有了李富春《文集》和《年谱》等研究成果，这些不但是研究李富春的历史，而且是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很好的基础性资料。特别是今天由武力老师牵头，借助社科院当代所这个平台，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对这个课题感兴趣，预示这个课题研究的前景大有希望。
4.关于深入开展李富春历史研究的具体想法和建议。
4.1尽可能更加完整的搜集有关李富春的研究性文章，包括生平、事件、思想、观点的研究；尽可能更加完整的搜集已经发表、出版或未刊的有关李富春的回忆、口述文章（除了1990年出版的《纪念李富春》外）。在此基础上，整合、编目、辑成一些新的研究李富春的文集。
4.2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补充、修改和完善李富春《文集》和《年谱》（包括蔡畅的两套书），最终争取公开出版发行。在此过程中，还是要争取到中央档案馆查找和收集相关的档案资料，这项工作迟早总是要做的。这件事也希望得到在座的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
4.3组织有关李富春的专题研究。将李富春的一生分成若干专题：可以按时间段划分，按工作地域划分，按重大事件划分，按与领导人物的关系划分等等。通过分别研究一些子课题并形成论文等研究成果，最终可以形成一部或多部研究文集。
4.4延揽更多年轻学者参加这些课题研究，希望有更多的既懂历史，又懂经济的复合型专家学者参与研究。
4.5要抓紧时间推动这些历史课题研究。李富春那代人早已离去，老一代国家计委副主任除了宋平同志，其他可能都不在了。他们后边一辈人，例如贺光辉、房维中等，当时的秘书和研究室主任，现在都九十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后代都七十多了 。要抓紧趁这些老人还健在，进行抢救性的挖掘和收集历史资料，争取保留下来更多的第一手史料。
我衷心希望大家能参与李富春历史的研究，可以选择上述一些子课题，当然也不局限于这些课题。我们和富基金会还制定了“论文奖励实施办法”（见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或网站），根据相关著述在各个等级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给与不同的奖励。欢迎大家申报论文并争取奖励，让我们的研究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5.李富春历史与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关系。（为什么要研究李富春？）
问题的提出：在研究李富春历史的过程中，我学习了一些新中国计划经济史。我从此感到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但好像这也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虽然我没有做过统计分析。我们曾经想研究，但发现这个题目太大，我们没有能力完成。几年前我就与武力老师、苏宁行长、许善达院长（后两位是我中学学长）等人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都很感兴趣。今年初我又请教武力老师，他主动提出召开今天这个会议。
5.1李富春在我们党的经济计划工作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前，李富春就开始负责计划工作。1941年11月在延安李富春负责起草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1949年1月，他又领导编制了东北解放区的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解放后，1950年4月李富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开始分工负责计划工作。从1954年9月正式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开始，李富春在这个岗位上实际工作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即使1965年1月中央成立“小计委”以后，他名义上仍然是计委主任和党组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到1975年去世，历时二十五年。因此李富春是在国家计委主任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他把后半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计划工作。
李富春是新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如果说毛主席、刘少奇制定大政方针，指引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方向；周恩来、陈云是负责经济工作全局的领导人；李富春就是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5.2 李富春在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中的主要贡献：
5.2.1 在党中央领导下，李富春具体领导了新中国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尽管这三个五年计划进行的并不顺利，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太多的风波。李富春仍然在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就是前面提到的，他提出并通过“八字方针”进行经济调整，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
5.2.2在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建立起计划管理机构，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形成了完整的计划工作体系。这套体系经过后来的改革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因此李富春是我国计划工作的主要奠基人。
5.2.3李富春在领导计划工作中有许多好的主张和做法（略）。
5.3 研究李富春历史与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关系。
李富春领导计划工作的这段经历，与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一样“命运多舛”，他的这段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史的缩影和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通过研究李富春可以更好的促进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研究；反之通过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可以为李富春的历史研究提供更宝贵的信息基础和更大的时代背景。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把这两者的研究很好的结合起来。因此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更加关注李富春历史的研究。
6.对计划经济史的评价和再认识：
问题的提出：我们今天这个会，原来想叫“中国计划经济再认识研讨会”，后来我们认为这个题目太敏感，也太大了，就改为“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再认识学术研讨会”。但是研究历史，无论多么客观，都无法回避或绕开价值评价，对计划经济史也一样。在各位专家学者面前我是个外行，我只是从一个相关历史人物的后代，和从事过的经济管理工作的背景和角度，谈谈我对计划经济史以及计划经济的再认识。在这里我只能提出问题，我肯定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我提出这些问题与大家交流，并听取大家指教。
6.1对新中国计划经济的不同看法。
只说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我曾经建议房维中同志领衔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他很干脆的拒绝说：那时候中国根本不是计划经济，完全没有计划（大意如此）。他主要是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经验，制定与实施在时间上存在一定误差；特别是第二个五年计划遇到“大跃进”，第三个五年计划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都把严谨的计划工作搅得面目全非。他认为中国真正的五年计划，是从1981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房维中同志讲的有道理，也说明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尽管在此期间国家经济运行犯了一些错误，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不可否认总体而言中国还是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全世界的计划经济体制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新中国前几个五年计划不但没有经验，需要从头学习，本来就距离苏联的成熟计划经济模式有相当的差距，而且又受到内部的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干扰，这些干扰都违背了计划工作的专业性和规律性的要求，我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词儿就叫“非典型的计划经济”。
6.2对新中国的计划经济要一分为二。
不管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多少弊病，不管是文革前十七年，即前三个五年计划，还是到文革结束的前三十年，那个时期整体的经济建设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是有目共睹的。那个时期的经济成就，为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但打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更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那个时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都是那个时期培养出来，并经历过来的优秀人才。没有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感受和反思，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深入改革。同时在那时候我们党始终在探索和改革计划工作，例如李富春曾经提出“两种计划方法”——对不同经济成分分别实行“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对中央和地方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其他领导也提出过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做法。所以我们对这个时期的计划经济不应该全盘否定，还是要一分为二。
6.3 计划经济的主要弊病。
1964年底，毛主席批评计委“抓小不抓大”，毛主席的批评是对的。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主要弊病，一是管的太多太死，束缚了各方面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与此有关，政府部门和官员审批项目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审批时限过长。我过去在地方工作有一句调侃的话，“什么项目要想办不成就报xxxx委审批。”他一拖就是很长时间，当然这是过去。二是过去信息技术手段落后，无法及时掌握准确的和完整的数据信息，计划很难符合实际情况；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就不多说了。虽然毛主席要求“计划革命”，摆脱苏联那一套，但是那时大家都还没有，也不可能跳出计划经济大的框架，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后来苏联的解体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动力不足，是缺乏积极性的问题，当然有所有制的问题。我曾经说“计划经济是有管理而无动力，市场经济是有动力而无管理”。
6.4改革开放的成就及新的问题。
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调动起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国家计委改为国家发改委，现在的宏观经济管理和五年规划工作都有很大进步，政府审批也在不断改进和规范之中。过去计划经济的很多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得以根本解决。
但是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和资本的无序扩张与野蛮生长逐步暴露出来，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新时代党中央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与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我认为过去有一个提法挺好，叫“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提法避免了政府的缺位和直接干预企业运营两种倾向。政府如何调控市场呢？除了运用财政、税收、货币、行业监管和产业发展等政策工具，计划更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而这个计划应该是区别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新的计划”。所以探讨用新的计划去调控市场，弥补市场的缺失，发挥市场的作用，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6.5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一提到“计划”，我们不必太敏感，不必“深恶痛绝”。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我对计划经济的认识，除了与前辈有情感联系，更重要是亲身经历和理性判断。我是老三届，后来又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我们对改革开放前后有深刻的对比和感受，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也有正反两面的认识。我们坚定拥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不赞同再退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历史没有终结”，计划也不应该终结。只要符合人民利益和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就应该允许对计划工作进行新的探索。新的计划应该遵循经济规律，符合法治精神，杜绝行政干预，减少行政审批，更好的调控市场并为市场经济服务。
何为“新的计划”？我想就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计划工作。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有争议的，有一些不同看法。但是我就不明白，过去系统工程理论可以用于经济管理和军事战争；后来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数学建立经济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指导经济运行；现在的信息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什么这些技术可以用于生产管理、市场营销、金融、政治宣传、战争、教育医疗和科学研究等很多复杂系统，而不能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不能用于计划管理？不能用于市场调控？我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完全可能给新的计划带来新的发展空间，甚至带来一场革命。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完全能够更加准确而全面的掌握经济数据和动态，对市场做出更准确的分析和预测，对经济形势做出更准确判断，可以及时发出更准确的信号，更准确的调控市场方向和进程。这样中国经济才能产生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中国人才能更好的掌握自己的命运。当然这种新的计划还涉及政府部门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的改革，但从技术上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样新的计划工作就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真正实现李富春关于“计划工作反映客观实际”的夙愿。（李富春在1955年1月的国家计委办的《计划经济》创刊号上发表了《努力做到计划工作反映客观实际》一文。）
以上是我的一些很粗浅的看法和想法，敬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2022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