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经济史再认识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主办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
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
天津市和富文化发展基金会
会议时间：2022年3月13日
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旌勇里8号当代中国研究所南三楼会议室
参会人员名录（按首字母排序）：
陈东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
高 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龚 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贺耀敏：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纪亚光：南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贾子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春伶：中国科学出版社副编审、《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国工业史》综合卷编辑部主任
李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李 扬：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李 勇：和富基金会代表，和富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泰达)党组书记和管委会主任
马一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生
欧阳雪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曲冠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生
肜新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史分会秘书长
申晓勇：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石建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苏 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银联公司原董事长
王爱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吴 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武 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中国工业研究会工业史分会会长
肖冬连：国防大学研究员
肖 翔：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徐旺生：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古今农业》副主编
许善达：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闫茂旭：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编研八处处长、中国中
共党史学会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
赵 冲：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
赵美玲：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教授
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史分会会长
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钟 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探讨如何认识和理解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推动新中国经济史研究内涵式、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以及加强对长期从事计划工作的李富春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天津市和富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中国计划经济史再认识学术研讨会。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研究员主持。武力首先感谢和富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勇为大家带来的李富春同志的相关研究资料。然后从学术角度上阐释了此次会议的必要性。武力研究员认为，从总体上来讲，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某些重要人物、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大事件还需要们进行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对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总结历史经验很重要。
和富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勇向大家介绍了和富基金会与和富研究中心、李富春历史研究的一些情况及现状和李富春同志研究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李勇副主任认为对李富春历史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著述比较分散，著述的分量也显不足。希望借助这次会议和这些研究资料为学界提供更多学术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最后，李勇并结合和富基金会的资助办法提出了自己对深入开展李富春历史研究的具体想法和建议：一是，尽可能更加完整的搜集有关李富春的研究性文章；二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补充、修改和完善李富春《文集》和《年谱》（包括蔡畅的两套书），最终争取公开出版发行；三是组织有关李富春的专题研究；四是延揽更多年轻学者参加这些课题研究，希望有更多的既懂历史，又懂经济的复合型专家学者参与研究；要抓紧时间推动这些历史课题研究。
会议主题发言分为四场。第一场由武力研究员主持，主要围绕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历史逻辑展开讨论。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粱作了《1950一60年代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几点思考》的发言，高粱研究员认为：“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方针和苏联经济技术援助是一个大国建立现代工业体系所必需；粮食统购统销和“一化三改”的也有其历史逻辑和必要性；同时中国的计划经济管理是受到了薄弱的农业制约的综合平衡；总体来说集中动员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搞工业建设，更需要管理经济和工业的专业知识，对本国经济运行特点的深如理解，需要好的战略方针。高积累搞工业建设，要人民作出延迟改善生活的代价。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主人翁意识、平等的意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成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尽管改革开放后有很大变化，但这些精神遗产，至今仍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发挥着作用。
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郑有贵研究员做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逻辑与计划经济》的发言。
郑有贵主任认为，计划经济的来源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的论断，陈云对此有了突破，并在计划经济时期提出了了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又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协调发展。
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逻辑是：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智能差，二战之后，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美元霸权操控国际石油市场，利用跨国公司等平台，占据产业链、技术链高端，并以此为凭借，阻扰中国等后发国家的上升渠道。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强化国家战略部署，利用有限资本，布局战略领先产业；二、加强重大课题公关；三、加强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需要利用我国特殊的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版本，某些发展中国家还做不到。相比之下，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全部都依靠国家力量；新时代的集中力量办大事，靠的是市场经济和政府作用的有机耦合。
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李文做了《对新中国计划经济的总体评价》的发言。
李文主任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的有其必然性：一是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还缺乏实践和深入认识；二是这种体制的建立是缘于赶超的需要；三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凯恩斯主义思潮盛行，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经济治理和学术发展的主流；四是这是二战后形成的两级格局以及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要求。
在对于计划经济的评价时，李文认为，其成就不容抹杀：这三十年我国建立了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形成了与初级工业化相适应的资本积累。但是其问题不容否定：计划经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低效失态的做法，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很大。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利用计划经济时期留给我们的遗产，包括计划经济时期留给我们的体制优势和计划（规划）领导经济的方式。但是这两个优势不能过于迷信，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二者的关系。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石建国做了《举国体制的新旧之辨》发言。
石建国研究员认为，进入新时代后，举国体制有了新的高度，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抗议、救灾等行为是现代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西方国家也会用到，这并非是举国体制的特征。因此我们要明确：一、举国体制的特定内涵：这是党带领人民治国理政的一种方式、安排，为了一种特定的战略任务而进行的一种长期性安排。二、根据第三个决议的精神，我们要反思举国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我们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要稳住生存，实现赶超，用举国体制实施了“两弹一星”工程。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物质发展了，总书记说，我们可以平时这个世界了，我们的任务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在关键核心技术上获得突破，各种工程的攻关，需要新的举国体制。
石建国认为，这种新的举国体制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举国体制有以下不同点：1.体制环境不同，计划经济时期主要依靠国家力量，以精神鼓励为主，现在要依靠市场激励的作用为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组织方式不同，计划经济时期完全由政府主导，新时代以市场为主，同时发挥市场作用。3.目标导向不同，前三十年是国家安全目标导向，新时代是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目标导向4.约束、激励体制不同，前三十年是靠英雄们隐姓埋名，埋头苦干，新时代要靠市场的利益分配为主。5.成果评价机制不同，计划经济时期是权责不清，成果所有权不明，新时代依靠项目负责人制度，实现权责明晰，所有权明确。
国防大学教授肖冬连做了《认识中国计划经济历史的两个维度》的发言。
肖冬连教授认为，认识计划经济有两个维度，第一个认识维度是为什么会产生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各方面起了什么作用；第二个认识维度是我们要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开始了对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的反思，尤其是大规模的出国考察后，我们深刻感到了差距感和危机感，也开始从国际对比的视角反思计划经济，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对计划经济的真实反映。第三个历史决议出来后，现在我们可以再重新认识计划经济的作用。同时我们是反思而不是否定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作用。我们要反思计划经济的起源问题；如何对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改革；需要对计划经济的横向比较研究，比较我国与苏联、与东欧国家计划体制中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的不同；要对计划经济绩效有科学的评价。最后，我们对待计划经济的遗产要有两分法。一是要逐渐摆脱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二是正确对待计划和市场不同的模式，要肯定改革开放的合理性，肯定四十余年来的发展奇迹。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兰日旭教授做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治理经验：有风险但无危机的发展》的发言。
兰日旭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2.奠定经济基础；3.巩固人民政权；4.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5.解放和发展生产力；6.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革命战争中，经济工作不是重点，毛泽东通过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较好的处理了革命中的经济问题，在战时条件下，未出现因经济问题而导致的战争失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建设无经验，虽然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虽然出现了风险，但是由于及时纠正，没有导致大规模危机的出现。中国共产党依据我国国情和建设实际，创造性的总结矛盾和实现矛盾转移并不断积累建设经验，形成了国情-矛盾-任务-经验的理论逻辑，避免了系统性危机的爆发。
大会第二场由郑有贵研究员主持，主要围绕李富春与中国的计划经济管理展开讨论。
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做了《计划经济体制与经济计划——兼议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与实践》的发言。
董志凯研究员认为，计划工作贯穿经济发展的全过程，邓小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计划。我们现在要从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和智力因素三个方面认识计划经济的历史。计划经济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它的局限性体现在决策科学化难度大。革命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六十年代调整时期的萌芽，大多数成为改革开放后调整时期的措施。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一定要重视规划的巨大作用。
李富春同志在计划经济经济时期优秀的思想和实践主要表现在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待计划经济，区分了三类计划性指标；正视计划工作中的信息制约（信息不准确、不全、不及时）带来的盲目性，研究各类关系；不计个人得失，勇于纠正弊端，改进体制。
和富基金会代表，和富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党组书记和管委会李勇主任做了《李富春与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的发言。
李勇主任首先介绍了李富春在我们党的经济计划工作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如果说毛主席、刘少奇制定大政方针，指引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方向；周恩来、陈云是负责经济工作全局的领导人；李富春就是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的实际负责人。李富春在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中的主要贡献是具体领导了新中国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直接领导中国各级政府建立起计划管理机构。
李勇主任认为，李富春领导计划工作的这段经历就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史的缩影和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希望通过研究李富春可以更好的促进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研究。
李勇最后认为，当前学界和社会中对新中国计划经济的有着不同看法，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新中国的计划经济，要肯定这三十年的成就和基础作用，也要看到其弊端，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还需要我们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寻找答案。如何利用当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来制定和实施新的计划（规划），也是需要我们深入讨论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贺耀敏教授做了《我国计划经济建设的卓越领导人李富春——李富春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发言。
贺耀敏教授从三个角度也是选择三个侧面，阐释一下李福春对我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卓越的贡献。第一，李富春同志是东北解放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主要奠基者。第二，他创造性的贯彻党中央让东北工业先行一步的战略决策，开创了东北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局面；第三，他引导和推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干部不断适应中国新形势下革命与建设的要求，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特别指出的是李富春是推动156项谈判成功的重要的一线领导人。也是直接参与156项工程全过程的唯一的国家领导人。
李富春同志提出了许多必须遵循的重要经济原则，坚定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化和正确指导全国经济发展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强调计划是以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依据的，计划必须正确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发展的需要，反复思考着我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重大关系，高度概括并系统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要处理好的三大关系。这些经验也至为宝贵。
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原主任陈东林研究员做了《李富春与“三五”计划及国家计委改组》的发言。
陈东林研究员认为，许多人对计划经济认识，就批评计划经济的僵化。按照历史来看，凡是遭受重大挫折的重大损失的时候，并不是计划经济带来的，而是运动是干扰、冲击、破坏计划经济的后果。最典型的两次就是大跃进和文革。
“三五”计划初步制定时，是按照陈云的抓吃穿用的想法来制定。但是毛主席认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要抓三线建设。李富春设想如何把三线建设和抓吃穿用结合起来，但是没有成功。为何三线建设能够成功，一个是因为计划经济做的好，毛主席接受大跃进教训，把当时“三五”计划投资的1,100亿压缩到800亿，第二个原因就是风调雨顺，天公作美。后两次不讲计划的时期是1978年的洋跃进和1987-1988年的物价闯关，因为计划全部被抛开计划经济及体制的变革，正常经济秩序被打乱。
因此可以用量化的方法研究、评价计划经济，而不是一味批判计划。
南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纪亚光教授做了《李富春研究现状及深化思考》的发言。
纪亚光教授首先介绍了李富春研究的具体情况，他认为还存在三大不足。第一是运用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较少，学术性有待加强；第二是对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第三是经济思想和实践研究与现实重大理论问题结合不够。
未来的研究，纪亚光教授认为，第一要整理资料，编撰年谱，把基础夯实。第二是继续深化研究，包括深化对李富春个体研究；突出革命年代的建设者和建设年代的革命者的角色，从其多项的领导职务出发探讨其革命初心建设成就和各种思想。另外，群体研究特别值得注意：包括李富春与其他领袖之间的关系、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以及各个时期的革命群体的研究。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赵美玲教授做了《李富春与中国的计划经济》的发言。
赵美玲教授首先讨论了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客观必然性，要理解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就必须要首先理解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的必要性。这是从我国国情和历史出发来考虑的，这决定了新中国不能走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而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一旦确立，执行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客观必然的。重工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尽快的实现工业化的改变中国近代以来任人欺凌宰割的历史。从国际环境来看，朝鲜战争的爆发确实也凸显了我们要发展重工业它的重大的这样一个意义。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大规模建设，需要建立计划经济以集中资源。所以，毛泽东在1953年就强调说，抗美援朝和发展工业化是大仁政。但是这一时期政治运动干扰影响了计划经济绩效的发挥。
在计划经济时期李富春在东北奠基、前三个五年计划编制和156项目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尊重经济绩效和不重视经济规律的现象。主张计划要综合平衡，要注重比例关系，那么根据国情例行节约。我们需要认真的研究和挖掘李富春他们老一辈的专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规则，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我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大会第三场由李文主任主持，主要围绕在新时期如何审视计划经济来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史分会会长赵学军研究员做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国有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教训》的发言。
赵学军研究员认为，国有经济，是一个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一个现象，中国古代就有官办企业的传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盈利目标和政府工具目标。因此，国有经济有公共和盈利两个特性
新中国国有经济来有第五个方面，最主要来源是“156”项、694项，还有各个地方政府1万多家建设项目，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经济的基础。这IE企业经过五年计划的发展，主要是在经济领域的扩张。
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路径，一个是政府主导，第二个是国家投资形成新的资本。其经济教训是：第一取消和排斥市场。第二被迫封闭。第三进入了不该进入的领域。第四经营管理体制比较僵化。第五个没有协调好公共性和企业性的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钟瑛研究员做了《正确看待及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的发言。
钟瑛副主任认为，根据著名学者刘国光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受苏联的影响，二是解放区供给制的做法，三是三大改造时期的统购包销，四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长期体制机制的封建残余，五是新中国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但是，钟瑛认为，苏联模式对中国有很大影响，但两者不能等同起来，即使在“一五”时期，中国也没有完全照抄苏联的做法，新中国选择的计划经济体制，除了吸收苏联模式中的可取之处外，主要来自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创造。
如何新中国计划经济进行评价，钟瑛认为，要用历史的眼光，实事求是，不能一概加以否定。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来看待和评价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根据2013年习总书记所讲，正确处理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的指示，认真研究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要把新中国已有的实践经验与事实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做一些辩证的历史的辨识。计划经济时期的某些做法，对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计划与市场关系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借鉴，对此我们应该借鉴历史经验，大胆探索和实践。
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王爱云研究员做了《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济史》的发言。
王爱云研究员认为，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论断，基本上是继承了第二个历史决议，但有创新，因为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在一起。我们党史尤其是计划经济史研究，一定是以党中央的最新论述为准。
王爱云研究员认为，第一，第三个历史决议创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定义为狭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广义的革命包括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历史的纵向的联系，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史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历史进程中研究研究。一方面要对计划经济本身再认识，另一方面要对曾经对计划经济作出的结论再反思。第二，历史的纵向之间，我们在研究中要注意对历史的综合评价。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的论述。寻找计划经济时期对今日高质量发展有益的经验。第三个，要把握历史的横向联系，用更宽广的视野，从整体式的角度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研究越来越精细化，只就一个专题研究，忽视了历史之间的横向的关联性。我们的研究，大的方面，要同时把握国内与国外的互相联系，小的方面，要注重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军事外交这之间的联系。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编研八处处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办公室主任、闫茂旭副研究员做了《以新时代视野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经济思想》的发言。
闫茂旭处长认为，计划经济史研究，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研究以及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都是一个相对比较薄弱的缓解。计划经济时期虽然是一个历史概念，但是站在新时代的角度讲，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这个关系讲，关于计划经济的讨论和研究并没有结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明确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之一。如果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角度去看，计划经济中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必然是应当值得我们学习发展，而且应当在新时代去给予新的发扬。
党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探索有两个思想来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苏联的经验为主，同另一个是根据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基础和建设经验。计划管理中由两种趋向，一种是重视政府作用，政府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另一种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这两种倾向，都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坚定信仰，分歧的根源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更多是在经济发展方法层面上的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计划经济它的合理性，它的历史氛围考察在新时代仍然具有它的一个独特的意义，这是我们站在这个时段的高度，从新时代的视野去回顾党的进入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程，去总结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和其中的学术价值。
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史分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肜新春研究员做了《科学规划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遵循》的发言。
肜新春研究员认为，第一，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一个计划经济时期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重要成绩的取得需要科学的计划和规划。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立足于农村包围城市取得的人民政权，其人员构成并不能满足工业化建设的科学人才需求，但是建国初期共产党领导人对科学的尊重和遵循是有例为证的，“一五”时期通过当时对苏联先进科技的学习和接洽，是我们的领导人对科学规划有了深入的认识。以中国的汽车产业为例，“一汽”厂址最终确定在长春的过程就是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同样，“二汽”选址在十堰，也是顶住了“左倾”的巨大压力。因此，计划经济需要科学规划来实现。
第二，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中国的举国体制的治理特征，其实是一种现在所说的话语权的一个表达。在中国、在西方都有用过。例如，美国也有“曼哈顿”工程和载人登月计划。
第三点，在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需要有正确的目标的导向。再以改革开放汽车产业政策的出台为例， 1994年我们出台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并将其作为支柱产业，2004年出台了汽车产业规划，将汽车产业作为重中之重但是从绩效上来看，1994-2008年，合资企业风生水起，占据了中国汽车市场的70%的份额。
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后，2009年也出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这是因为尽管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市场，但是我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工业依然不牢固。现在集中力量把汽车产业的瓶颈突破，超越德国、美国和日本等老牌汽车国家几乎不可能，只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上进行弯道超车，发挥电动汽车的民营化的引领作用，带动了国企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作为后发国家，集中力量是手段，可以集中各个方面的能量，民营的、私营的，各种所有制的，来达成国家的战略目的。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熊金武教授做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疏浚事业》的发言。
熊金武教授从中国的疏浚产业谈起，认为第一，根据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而言，是不允许我们搞比较优势的。1949年以前，中国也有疏浚产业，外国的技术可以直接买过来，但是中国疏浚产业没有发展起来。1949年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这个产业要发展，只能向苏联学习。
1964年的时候，中国与西欧关系有些缓解，中国花了4吨黄金，从荷兰引进了世界上最一流的挖泥船。这是瞄准世界先进技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举措。相比于近代时期疏浚产业的落后，以及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计划经济时期，新中国的疏浚力量开始围绕全国的重要工程、重大战略去集体行动。用举国体制建立起了完整的疏浚产业体系，疏浚力量从天津、上海等几个少数城市扩散到了全国各个省市。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式工业国家，工业化的赶超，应该是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的结合。但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技术消化再吸收，形成了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的力量。
中国科学出版社副编审、《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国工业史》综合卷编辑部主任李春伶做了《关于“计划”与“集中”概念的一点理解》的发言。
李春伶主任认为，计划在汉语字典里面，是工作行动，按照方案继续工作，所以在我的认识当中，计划经济计划更像是一种方法做事的方法。在做编纂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的过程当中，收到案例研究的论文，但是关于计划经济这个部分的案例研究比较少。中国人民大学的关权老师，用自行车厂的案例研究证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有很好的效率的表现，不比市场经济的远差。同时，关于这是时期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156单项的研究比较少。
关于举国体制，在同武力老师一起做新型举国体制的研究中发现，举国体制只是一个任务型的举措，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下，都有为了达到某一个战略的目标，然后采取集中力量去做的事，并不唯独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
同时，计划经济经济不是拍脑袋，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毛泽东同志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里面，就要求大家系统的去学习苏联的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要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当中，要正确利用苏联的经验，在本土化的建设过程中，实事求是的采纳，而不是完全照搬。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划，例如出版行业也有国家的计划，我们有10年古籍整理的长期规划，这是国家的大发展大规划。因此，这些计划是要通过科学的调研将经验集中在一起，形成的科学决策，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做法，这是计划经济的一个遗产，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在执行。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扬做了《试论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改造的相互促进关系》的发言。
李扬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改造都是在“一五”计划时期开始确立和进行的，前者是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而后者是根本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两个重大历史变革在同一时期进行，二者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极大地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也使计划经济的体制运行更加顺畅。我们看社会主义改造中，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重点，也是难点。粮棉油统购统销制度建立后，国营商业部门在进行粮食等农产品收购时，面对的是千百万分散的小农户，极大增加了交易成本，并且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能够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的话，那么就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农村加速合作化，不仅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客观上降低了交易成本。那么在工业领域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促进作用则更加明显。“一五”时期工业生产资料，它采取的是计划流通、市场流通双轨进行的方式，重要的工业生产资料通过计划流通轨道，供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另外一部分通过国营商业部门走市场轨道，在市场上自由销售。随着“一五”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国家重点建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多，那么海量的需求之下导致的留给市场供应的部分越来越少，生产资料的分配已经出现了公私极大的悬殊，而在资金分配领域也是同样的情况。同时工人阶级地位的在不断提高，这些因素使得资本家提早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都可以在政治上掌握主动。种种原因叠加起来，导致资本家反而自动要求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大会第四场由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银联公司原董事长苏宁主持，主要围绕举国体制展开讨论。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做了《积累率是计划经济成功与失败最主要的经济指标》。
许善达认为，首先，按照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革命成功变成社会主义，马克思所描述的积累率是，社会总产品中的6个扣除，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按照马克思社会主义设想来运行，为什么？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要有巨额的国家安全扣除，美国二战后的遏制政策和拖垮政策消耗了苏联大量的国力，导致轻工业发展缓慢，因为美苏争霸，苏联付出了巨额的财富代价。新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要比苏联更恶劣，因此新中国的扣除比苏联还要尖锐，一个落后农业国要建立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要制造原子弹，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直接表现为超高积累率，全体人民忍饥挨饿，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回避。新中国提高积累率、低消费率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的体制、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以农民义务体力劳动来替代国家投资、以精神鼓励为主的按劳分配。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如何提高积累率，从1950年到1980年，我们都是向外国借款，如“156项”“四三方案”等等，在国内就是靠我们公有经济的积累来提高积累率。改革开放之后，才将这些积累的资产转化为资本。比如，1979年广东省第一次引进外资，先富之后的私人资本积累，农村承包地入股变成资本。
列宁认为，劳动生产率是战胜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因素，现在叫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不提高生产率，就战胜不了资本主义。但是苏联的原子弹理论并不是原生的，同时信息技术、半导体开始就落后于美国这也就导致了苏联劳动生产率一直追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
改革开放之后从农业政策来讲，我们的积累率一直很高。中国一直大量进口农产品，其外汇来源就在于出口企业，农民不仅提供了优惠劳动力和土地通过产品出口获得外汇结余来买农产品，这也相当于农民再次创造了农产品。
现阶段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要利用政府的力量进行高科技的攻关，资本的投入到国家发展所需要的领域，其前提是要有正确的目标导向，要不然就是资源的巨大浪费。
因此，我们从再次从计划经济中的积累率出发，来研究我们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我们应该总结经验，为今后高质量发展发展提供参考。
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欧阳雪梅研究员做了《略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人才思想及实践》的发言。
欧阳雪梅主任主要介绍了李富春同志的人才思想。欧阳雪梅主任在延安时期，
李富春同志按照毛主席建立中西医的统一战线的指示，推动了中西医结合，并在延安成立了中西医研究会，将西医与中医开始团结起来提高医疗技术，并将此模式从部队推广到地方，从中央推广到地方，不断在发展中做到了中国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和中国化。
此外，在计划经济时期，李富春同志非常重视人才工作。在东北工作时，特别强调人才，他认为经济建设不仅要有资源和资金，人才特别关键，李富春在让苏联专家担负起实际工作，做好传帮带，培养中国人才，并在苏联的帮助下培养了3万干部。为配合好156项的落地，李富春主动提出将中国实习员、留学生要送到苏联去，总共是1.6万人，这些是我们的人才火种。
中国能够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建立了完成的工业体系，李富春同志对于人才的重视工作，功不可没。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古今农业》副主编徐旺生做了《重视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的付出与现阶段补偿问题》的发言。
徐旺生研究员认为，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农民的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重视他们做出的重大付出。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在长期积累之后，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和享受的自由。
改革开放候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中国的温饱问题。这个前提是农民对农田水利建设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1970年代进口的13套大化肥，解决提供了技术投入支撑，但又造成了大量的农村地区水资源污染。新时代我们如何解决对农民补偿的补偿问题，一个机制是要大幅度提高农民的退休金。相比于城镇职工退休金的丰裕，农民退休金保障仅有100-200元，如果讲农民对国家付出的话，这种付出补偿比还未达到1:1。
今天从4个角度可以解释大幅度提高农民退休金的合理性。第一点是社会公平角度，因为付出就应该有回报。第二点是扶贫角度，地区域性的扶贫已经结束了，还要注意年龄上的扶贫，扶贫对象是70岁以上的农民，这些人子女不在身边，收入来源枯竭的。第三点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农村自杀问题现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重要原因是没有收入来源。第四点是乡村振兴的角度，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老年人是农村劳动力的主体，也是做出过历史贡献的人，他们还继续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再付出。
希望我们以极大的同情心来正视这么一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副主任，吴超研究员做了《经济建设与民生保障的关系》的发言。
吴超副主任认为，经济发展的快慢、优劣在于经济建设与民生保障的关系能否处理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的关系。第一，民生是根本目的，经济发展是基础，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他的初心使命。第二，我们要在安排好民生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在不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随着我们国家发展的水平越来越高，从解决温饱到小康到全面小康，再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到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人民生活。第三，抓民生，就是抓发展，抓发展也是抓民生。民生是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没有民生建设，也没有国民经济的技术，还有民生建设，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第四，二者之间要兼顾，必须平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根本目的。市场与经济效益增长方面与民生关系来说，在更大的方面是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在文化产业上明确提出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最后，民生改善的速度不能超过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二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紧密相连，相应相关，永远和谐相处。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肖翔做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新中国技术引进与独立工业体系的建立》的发言。
肖翔副教授认为，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是以优先重工业为抓手建立的体系，技术引进就是建立这个体系的重要手段。这个体系有几个维度，一个是产业结构体系，一个是技术结构体系。一个是区域结构体系。围绕这三个维度我们国家就进行了技术引进，技术引进，有三大一小：“一五”时期156项工程，“四三方案”和“洋跃进”，以及1964年小规模引进。
计划经济的对于技术体系的建立由5大优势和3个问题。优势一，利用国家一盘旗的全局思维补齐工业技术短板；优势二。举国体制大规模的计划经济的这种投资，有一种蛙跳效应，可以较快的进行赶超。优势三，假话经济可以实现产业间的配套成龙。优势四，可以通过有形之手，快速实现技术的消化吸收与扩散。优势五，在大国政治博弈之下，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跟技术引进，在冷战背景下是一个比较合适比较合理的手段。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整体而言，技术引进重视硬件引进，而轻视软件引进，第二，技术引进，以满足国家需求为主，呈现潮涌特征，技术进步乏力，落后于世界技术发展的潮流。第三，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及布局存在着政府失灵。
政府对于工业技术引进有两个作用，一是政府投资创造的规模经济，产生蛙跳效应，同时，对于行业的选择会产生政府失灵。“一五”时期的技术引进，政府作用有利的这一面，大过政府失灵的这一面。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前夕，政府失灵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所以我们就进入了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贾子尧助理研究员做了《关于举国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关系的若干思考》的发言。
贾子尧认为，最近的学者将把旧的举国体制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而把新的举国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起来，这样的话进一步就从如何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作用做到有机结合来提出政策建议。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
从历史上看，举国体制是一种常设的体制，贯穿我们70年的发展。从性质上看，它又是一种非常规性的制度安排，第一，举国体制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它不在一个层面上，这种体制是要完成凭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都无法自发来完成的任务的这么一种制度安排。第二，组织技术攻关是举国体制概念的核心内涵，即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性质。第三，举国体制与重大挑战、重大任务的识别与确认紧密相关。
关于举国体制和计划经济的联系，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说举国体制不能与计划经济相同，同样也不能与市场等同。第二，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举国体制制度安排的环境条件。第三，举国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在精神上可能有共同之处，说在我们国家计划经济阶段，它是在封锁的条件下实施赶超的战略，所以催生出一种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精神。第四，对新举国体制的适用范围在的重大任务的转换上。一些技术路线不太明确，这个技术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而且完成任务的一个收益也不太确定的这么一些任务。不能抢占市场位置。
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龚浩做了《中苏计划经济体制中“高度集中”内涵的异同》的发言。
龚浩认为，学界的一个认识误区是，计划经济就是似乎高度集中，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特征，并进一步将计划经济视为固化的，自上而下的由行政命令指挥的经济体制，同时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各个国家的体制都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但实际上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之间就已经存在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解释了中苏两国改革的成败。
从经济基础的构成和资源配置的方式来说，中苏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经济体制的公有制构成来说，从所有制构成来说，苏联的国有制经济的成分要明显大于中国，中国国有制经济体主要是集中在工业领域，而集体所有制经济体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也就是说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我们国家是以国有制经济体和集体所有的经济体并重的一个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体在国家的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更大一些，这是和苏联在经济基础构成上的一个不同。在公有制之间资源配置方式的上的一个不同，苏联是实行以条条管理模式为主，即形成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经济的控制管理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中国中央所属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远不如苏联高度集中。
此外，苏联的指令性计划不仅覆盖国有制经济部门和集体部门，不仅指导工业部门，也指导农业部门。而中国是实行指令性与指导性相结合的一个经济模式，主要是对国有制经济体进行指定性计划对集体所有制经济体采用的是指导性计划，对工业部门采用的是制定计划，是农业部门采用的是指导性计划。
因此，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如苏联一样是高度集中的，所以说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和苏联不同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的一个早期体现。
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申晓勇做了《新中国重点建设国防科技工业与独立工业体系的形成》的发言。
申晓勇教授认为，新中国建设之初，由于国家的安全形势，我们重点建设国防工业，从领导体制入手，逐步建立完善的国防工业领导机构。李富春同志不仅仅是经济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而且切实的参与了领导和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
新中国前30年的国防科技创新，部分是科技创新，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科学技术，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实现了重大突破。第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无论是它的工业水平科技水平都非常低价，正是我们的制度优势，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了国防尖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对我们国家大国地位的提升意义非常重大。尤其是中央专委的成立，有助于在举国体制下打破计划经济时期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军民之间的壁垒，形成全国一盘棋，集中统揽军民科技资源协同攻关，从而实现尖端国防科技的重大突破。第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防科技的发展，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但事实上国防科技尤其是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无论是苏联的核技术突破，包括我们的两弹性技术，都不同程度的借鉴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第三，我们的科技工作者非常注重跟踪国际新技术。因此，我们国防科技在中国成立之后，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发展，离不开我们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的优势，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我们确实也是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为主，同时尽可能的学习借鉴都是国外的先进技术。那么这两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从不可或缺。
自由发言
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赵冲做了《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下的温饱问题》的发言。
赵冲从中国工业化时期的农轻重关系中来讨论计划经济时期的温饱问题。赵冲认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时候，主要面临三大约束，一是国防约束，就是外部环境对我国的防压力，第二个约束是我国的一穷二白落后的工业体系，第三个是农业对工业发展的约束。由于这三个约束的存在，使得新中国的工业化要面临三大任务，解决三个大问题。第一个任务是要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实现我国的国防安全。第二个任务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装备中国的国民经济。第三个任务，重工业如何解决解决我国的温饱问题。
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它的地位不次于国防安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化的另外一条线索是如何解决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问题在在建国之初，就摆在党中央的面前，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的温饱问题就一直在被重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党中央深切意识到了单靠传统的农业发展解决不了我国的温饱问题，所以才有1961年之后的 “农轻重”该如何实践的讨论，从这之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支农工业和化纤工业的建设。由三大任务可以将重工业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重工业发展主要关注国防问题，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为目标，第二个阶段的发展是以解决吃穿用及“温饱问题”为主。在第二个阶段的建设中，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单凭我国自身的工业实力是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使温饱问题的真正的突破是靠“四三方案”及“洋跃进”中大化肥和大化纤设备的引进，这是重工业发展对我国轻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打下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几年内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前提基础，正是1978年前重工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解决的。
根据大家的发言，肖冬连教授作了补充发言，他认为，第一，举国体制核心的问题是，这个政权能掌握调动多少资源。中国的结构调整有一个制度性依赖，就是党的领导，这个原因使得中央调动、配置资源的能力很强。第二，举国体制是不是什么领域都能够适，我任务不是，应该有边界，重大的、公关性的，解决短板的，企业办不了的，卡脖子的工程，这样的技术领域应该用举国体制，其他大量的日常的经济领域，应该是由市场和市场主体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问题。第三，举国体制依赖于角色正确，目标要选要。第四，举国体制能不能解决科技创新的问题。有一派经济学家认为，从1到n，这个可以用举国体制来解决，从0到1，这个用举国体制可能很难解决，这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学派认为的观点。是否所有的短板都需要举国体制呢？解决短板，需要两方式，一种是靠市场，第二种是靠开放，因此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
李勇主任作了总结发言他认为，今天这个会开得特别成功，我本人也是收获特别大，为此特别感谢各位专家学者，也感谢武力老师。这是基金会和研究中心和武力老师以及各位专家学者的第一次合作，特别成功，也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今后能够继续深化我们合作，共同促进有关课题的研究。
武力研究员做了最后的总结发言，武力研究员认为，我们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有必要，也很成功，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次会议的主题和讨论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也坚定了我的如下信念：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四史”，对于增强“四个自信”，对于“资政育人”，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长期艰巨的工作。对这一时期的评价，社会上和国际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我们应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上的流传还是很广的，它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在。我们做这个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有了两个历史决议，有了总的指导思想和历史结论，但是它需要细化，需要丰富，需要进一步从学理上、学术上来丰满它，说明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有必要。第二，历史研究的是可以发挥资政作用的。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传承不断，并在当代取得了伟大成就。其中就文化来讲，重要一点就是善于从历史中学习。所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这么强调学习历史是有深意的。第三，我们要将计划经济与计划管理分开，并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对计划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手段，计划管理、计划工作，一定要和计划经济分开。我们在研究时，一定要从学理的角度，从实证的角度，给社会提供一个恰当的、一个准确的说明，一种符合实际、逻辑清晰、观点鲜明的论述。第四，计划经济时期还有很多研究需要深化，而且对于今天发展都还有很深的借鉴指导作用，这些问题还未产开。包括但不限于产业结构的关系，农业的地位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共同富裕里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速度和效率的关系，家安全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今天其实仍然存在，而且特别明显。还有中美之间博弈的国际战略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研究，更需要再深入研究，对我们来说是任重道远，从机会来说是空间很大。
武力研究员对于计划经济史，未来有三点打算:第一是整理今天的会议成果，然后根据大家文章的情况，可以推荐到期刊发表，如果文章分量够的话，可以出个论文集。第二，对于大家已经形成高度共识的观点，可以下一步来进行分门别类地设置项目，开展课题研究，以更加专业和深入的研究相关问题。第三，希望大家把自己历史专业的本职工作做好，在这些研究上更加推进一步。